從十八大報告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到《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出臺，再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有效解決收入分配領域中存在的問題，我國收入分配改革正穩步推進。

人社部部長尹蔚民兩會期間透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原則已定，正在按照國務院批轉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的要求，細化方案。

不少代表委員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意見重在指導性、原則性，還需要出臺配套方案和實施細則，才能取得預期的改革成效。而在推進“提低、擴中、限高”次序上，優先“提低”在代表委員中呼聲最高。

落實

改革方案進入細化階段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報告還明確提出首個“收入倍增”計劃，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2月3日，國務院批轉《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被外界解讀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這份文件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四大目標，并圍繞目標的實現提出一系列標本兼治的改革措施及相關的制度保障。同時，與城鎮化戰略遙相呼應，對于分配過程中處于弱勢的農民群體給予更多關注，提出建立農民收入增長長效機制，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抓緊研究制定具體政策，確保制度建設到位，政策落實到位，有效解決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3月7日，人社部部長尹蔚民在四川團開放日會后采訪中透露，有關部門正在按照國務院批轉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的原則性規定和要求，細化方案。他說：“凡是《意見》里涉及到的，我們都會去推行、去實施。”

專家分析，收入分配改革終于起步并不斷提速，源于對解決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問題的決心。

需要正視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來，受益于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普通民眾的工資收入有了較為明顯提高，但收入差距拉大抵消了工資增長所帶來的幸福感。2003年以來，我國基尼系數一直在0.4以上，這也客觀反映出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現實。

人社部去年發布的《中國薪酬發展報告》指出，我國企業工資分配的結構性問題突出，部分國有企業主導的行業收入和福利水平過高，企業高管收入水平與職工乃至普通民眾差距過大。同時，部分行業工資水平過高，拉大了社會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

國家統計局去年5月公布的2011年全國職工平均工資顯示，非私營單位金融業的平均工資最高，達9萬元以上，最低的農、林、牧、漁業年收入只有2萬元，兩者相差4倍多。

改善

收入分配將隨要素價格變化

盡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經破題，但制定和執行改革的總體方案是一項十分艱巨復雜的工作。

多位代表委員談到，收入分配改革不能超越我國的發展階段。目前我國所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發展生產力做大“蛋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仍是當前的主要任務。因此，收入分配改革一定要注重發展階段，創造條件促進國民收入與居民收入均衡增長，在收入均衡增長中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注重社會公平。

如何在“提低、擴中、限高”的總框架下落實收入分配改革，實現收入倍增的目標？中國人民大學產業政策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光遠認為，“國民收入倍增”的真正內涵是“人均增長”。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要有含金量，要真正實現，需要產業結構、社會結構、分配結構的大調整。這種調整本身的完成，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結束，進入現代社會的產業基礎、社會基礎和分配基礎已經完成。

而收入的增長顯然不能僅僅理解為“漲工資”。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收入分配改革和收入倍增計劃不是簡單的漲工資，如果政府用行政手段來提高工資，最容易改變的就是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企職工漲工資；而真正靠市場調節的部分，如大量的私營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則難以帶動。而且，如果用行政手段全面漲工資，取代市場調節，很可能嚴重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影響就業。

事實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是按照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決定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土地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大小參與收入分配，就形成了初次分配格局。而造成目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過低的原因之一，是勞動力比較多、勞動力價格相對廉價。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認為，只有隨著中國競爭力的提高和資本的快速積累，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才會不斷改變：從勞動力較多、資本較少，逐漸變為資本較多、勞動力較少。勞動力要素的稀缺程度反映在價格上，就是工資不斷上升，也就意味著窮人擁有的資產不斷升值，而富人擁有的資產不斷貶值，在此過程中收入分配狀況不斷得到改善。

爭議

重點在初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

多位代表委員表示，《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重點在于指導性、原則性，還需要出臺配套方案和實施細則，才能取得預期的改革成效。在“提低、擴中、限高”的大原則上，應優先“提低”。

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陳豪表示，全國總工會不久前一項調查表明，在居民家庭中，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成為一線產業工人的少之又少。人們普遍希望孩子將來當公務員、專家、學者等。“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愿望？根本原因在于我們的一線產業工人收入低、沒有社會地位。”

對此，陳豪認為，應加快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操作的具體措施，而相關制度設計應該向低收入群體傾斜，特別是一線生產勞動者。

如何實現一線低收入群體收入的提高？全國政協委員、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樹成認為，在居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需要提高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但初次分配領域是提高居民收入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大頭”和重點，其中，提高勞動者報酬收入是最基本途徑。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建議，應通過工會制度改革、法律援助等方式完善企業內部的勞動力市場交易談判機制，實現工資收入與利潤和稅收同步協調增長；逐步健全小企業薪酬管理制度并建立員工工資增長機制。繼續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之逐步達到當地全部工薪勞動者平均工資的40%。

也有代表委員認為，應關注二次分配領域存在的“提低”空間。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表示，在完善初次分配的基礎上，政府優化我國收入分配的主要作為空間是再分配領域，加強和優化再分配調節應作為重點任務納入新一輪的政府工作部署和改革總體配套方案的設計。

賈康建議，在再分配的稅收方面抓緊落實，建立健全個人收入雙向申報制度，以及全國統一的納稅人識別號制度，以便于應收盡收和降低稅收成本。社會保障方面抓緊落實，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養老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常調整機制，加快健全全民醫保體系；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給規模，優化供給機制。加大對教育、就業、扶貧開發等支出，加強對困難群體救助和幫扶，大力發展社會慈善事業。